在太行山区涉县的一排土窑洞前，邯郸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主任郭培伦站在一群聚精会神的听众中间，娓娓道来：“天还傍黑儿的时候，李显堂把稿子送到这里，立马安排起来……”随着他的讲述，75年前“五一口号”从这里传向大江南北的历史瞬间栩栩如生。故事里的每个细节，郭培伦都花了大把时间去一一求证。

　　“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老一代的新闻人写的回忆录，全部买来看。看完了又跑新华社社史馆，跑中央文献研究室，找能接触到这些资料的专家。”为解答“五一口号”首发时间的疑问，郭培伦走遍了乡里村头和研究室。

4月8日，邯郸市涉县西戌镇沙河村，文史专家郭培伦向记者介绍，他目前最想解开的“谜”，是“五一口号”的起草者究竟是谁。在他身后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旧址，这里是“五一口号”首次对外广播的地方。

　　如此投入钻研“五一口号”的研究者，郭培伦不是唯一一个。《“五一口号”史稿》作者史宝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张同乐、红色文物收藏家王律等，都为挖掘“五一口号”的历史细节投入了诸多心血。

　　“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面，我们要把它提炼出来。”史宝强说。2012年，他初次接触到这个略显冷门的研究领域，很快就为这段历史的魅力而着迷。“这些年，我的业余时间都是泡在故纸堆里边的。我有个专门的硬盘柜装这些资料，加起来有10个T的内容，70多万条记录。”

　　11年里，史宝强收集了逾2.2万本书籍，200多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老报刊，1万多份历史档案，12万张历史图片，还有7万多条史料和几十万篇相关的文章。吃透这些资料后，史宝强相继出版了《“五一口号”史稿》《追忆李家庄》等著作，吸引了许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8年前，李家庄修建统一战线展陈馆，凭借长久的热爱和钻研，史宝强承担了展览大纲的撰写工作，并与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张同乐合作。作为博士生导师，张同乐不仅自己投入到“五一口号”的研究里，还指导学生研究香港《华商报》、研究统一战线史。史宝强回忆：“《李家庄时期统一战线史料选编》这本书，就是张老师的学生们一个字一个字敲进去的。”

　　对研究者来说，收集史料只是第一步，填补“五一口号”的研究空白还要不断求证、解惑。

　　在李家庄统一战线展陈馆里，有一张北上到此的民主人士们爬山时的大合影。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时任民盟中央委员楚图南之子楚泽涵提供的，史宝强称之为“镇馆之宝”。他说：“这是在李家庄时期，民主人士与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留下的唯一一张同框合影，非常珍贵。”

　　展出之后，当地村民看到这张照片，却提起了一个“奇怪的事”。

　　“照片里面有几块黑色的巨石，是以前在后山上的大石头。”史宝强讲道，“当地村民说原先山上确实有这种黑石头，但民主人士走了之后，黑石头就没了。你现在往村周围这些山头看，真的一块都没有。”

4月7日，石家庄市平山县李家庄村，文史专家史宝强在统一战线展陈馆向记者介绍，关于“五一口号”，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尚待挖掘。近十年来，他一直在搜寻这段历史的相关资料。

　　消失的黑色巨石让这张照片成了一个谜团，为求证此事，史宝强开始查证照片的拍摄地究竟在哪里——有一年，西柏坡雨量稀少，岗南水库的水位极低，史宝强、楚泽涵和几位县委统战部的工作人员绕到对面村子，发现几块黑石头在水面上露出个尖儿来。

　　“以前李家庄村在底下，后来修水库才搬到高处。民主人士爬山到了半山腰，那里有几块大黑石头。水库水位一上升，石头就被淹没了。所以往现在的山上走，是找不到的。”史宝强说。

　　“消失的黑石头”之谜解开了，但关于“五一口号”，还有许多未知困扰着研究者们。

　　郭培伦想解开的“谜”，是“五一口号”的起草者是谁。

　　有研究推测，胡乔木作为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负责起草大量的文稿，因此他最有可能是原稿的作者。但该说法一直都没有得到证实。

　　“胡乔木本人从来没提过这件事情，在每一个版本的回忆录中都没有，《胡乔木传》也没有涉及这个。”郭培伦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最新版本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也有人根据胡乔木的笔迹匹配，认为是他写的原稿。但这些都是推测。”

在李家庄统一战线展陈馆里，有一张堪称“镇馆之宝”的大合影，是李家庄时期民主人士与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留下的唯一一张同框合影。为了找到照片中的黑色巨石，文史专家史宝强颇费了一番功夫。

　　为此，郭培伦还找到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询问此事，但对方也没有什么印象。现在，郭培伦正在搜寻更多文献，比如当时新华电台播音员齐越的日记等，希望早日发现关于起草者的确凿记录。

　　75年前发布的“五一口号”，为召开新政协会议吹响号角。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投入其中，翻阅一本本书籍、走访一位位亲历者，那段光辉历史也将展现在更多人眼前。